本文转自：钱江晚报

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章咪佳

张一恺描述的宝石山，远远超出杭州人的想象：

“有一年我去宝石山，一天就抓了三只隐翅虫，都是特别稀少的品种。

那东西呀特奇特，它们生活在胡蜂窝里。你知道任何其他虫子靠近胡蜂，只有两种命运：被蛰死，被吃掉。

隐翅虫是怎么混进胡峰窝的？”

因为一部新出版的小说《丛林瑰宝：一个自然学家的探险笔记》（英文版《JungleGems-ANaturalist’sTale》的中译本），我认识了这位年出生的昆虫学家。

张一恺目前在伦敦工作，他姥爷是杭州人，此前每年暑假他都到杭州来做野外调查。我们见怪不怪的城市老小区，西湖边的山，都是他的昆虫宝藏库。

张一恺制作的一小部分的甲虫标本。大多数都是他在杭州抓的虫子，比如绿色的甲虫叫丽罗花金龟，宝石山上特别多；背后是他的两幅画（复印版本）

在与张一恺交流的那段时间，我又由一篇论文，结识了另外一位博物学家黄超。他最近和搭档毛思颖在ZoologicalStudies（动物学研究学刊）上，联合发表研究文章：他们在发现了一个螃蟹新物种，命名为“深圳巨腹蟹”。这篇专业论文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热议。

结果一查这位年出生的科学家资料，更“过分”，他发篇论文顺手“撒把狗粮”：合作研究者毛思颖是他的妻子。两人现居澳大利亚布里斯班，日子里充满了大量“种花，钓鱼，观鸟”等内容。

黄超正在拍爬树的螃蟹（产自海南的新内溪蟹）

越洋专访时，我特别要求连线视频——不是很意外的，看到青年们的脸上各有一种轻松的表情。怎么描绘呢？陈丹青以前说的，一张“没有受过欺负的脸。”

这样一张脸，对科学家来说可能是更加重要的：它是一种愉悦、自由的混合产物。

科学家的表情，我最早是听鸟类学家陈水华老师说起过。陈老师生于年代，他说过去参加国际会议时，很容易辨认出中国科学家，“多带着一种不太放松的表情。”

“就像树在大风的环境里生长。”陈水华说，“风”的形成，有经济基础，社会观念的原因，也有科研氛围、专业发展空间等各种因素。

陈老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曾拿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，但是因为没有申请到奖学金，最后放弃了。“那个时候，中国留学生极少会选择生态学、博物学这些‘无用’的专业，奖学金更难申请，自费出国留学的很少。”

张一恺著绘的小说

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，中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，科学事业开始稳步发展，航天、考古、博物、哲学等等学科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90后有一群青年科学家，生活处于富足的状态，研究保持平和宁静，他们开始不忙着学以致用：

他们着迷精彩的自然世界，以无止境的好奇心，对细节刨根究底，做了许多常人看起来奇怪的研究。

这些苗头，在他们的童年就已经生根：

年，幼儿园小班中午开饭，张一恺小朋友问老师：“那小金鱼吃饭了吗？”

那年在广东珠海，已经上小学的黄超小朋友，正和一条瞪着斗鸡眼的虾虎对视，他看得入了迷，问妈妈可不可以在家养这条鱼。

张一恺小时候要跟小蜜蜂一样吸花蜜

关心小金鱼的张一恺，后来在剑桥大学读自然科学，在帝国理工大学获得分子分类学硕士学位。他的职业理想，是做有趣的科普工作——

在专栏里阐释“恐龙去哪了”时，他说：“大家吃‘脆皮乳鸽’或‘豉汁凤爪’的时候，不要忘了，你可是在吃‘恐龙肉’啊！”

养观赏鱼的黄超同学，从小一直都在养各种水生动物；大学开始一门心思研究螃蟹，至今10年，他发现了28个溪蟹新种，建立了13个新属。

黄超现在的身份是“独立研究者”，“纯凭好奇心和兴趣做研究。”

黄超十年研究的螃蟹

这样的科学青年群体正逐渐庞大：他们丰富而专注，是以赛亚·柏林说的那种既是“狐狸”型，又是“刺猬”型的人——狐狸知道很多事情；刺猬就知道一件大事。

平常不出门时，张一恺喜爱做昆虫标本、画画——在他这部包含严谨科普知识的小说里，他画了几十幅插图配合解读，彩铅画，油画都有。

黄超在家里布置了半开放温室和室外的热带花园，兜兰，海芋，猪笼草……热烈地在生长。自学电子琴。

张一恺说，“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‘零碎’，它们包含了可以毕生研究的惊奇和复杂。”

黄超在澳洲钓龙鱼

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前几年接受采访时讲：“今天的教育容易教育出来‘凡人’，过日子的人。”

某种程度上，黄超、张一恺这样的青年不是一种“凡人”；他们身上有种西方人形容的“charisma”，很难一言蔽之的人格魅力。

20岁时，张一恺跟妈妈说：“谢谢你在我小时候，没有定义我哪件事（做得）有意义，哪件事没有意义。”

在张一恺和黄超的故事中，非常可贵的是：他们的热爱，一直受到尊重和保护，他们得以“从小玩到大”。

妈妈在接受采访时，常会喊张一恺“这家伙”；描述儿子的性格，她说得最多的词是“有趣”。

各种各样的有趣，可能就是他们“这群家伙”最大的不同。